世界经济史的基本轮廓出奇的简单，简单到可以用一张图表总结（图1.1）。在公元1800年以前，人均收入（每人可获得的衣、食、住、热、光）因社会或时代而异，但整体没有呈上升趋势。受到一种简单却有力的“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的桎梏，技术进步带来的短暂收入提升最终一定会被人口增加所抵消。因此，公元1800年一般民众的生活并不比公元前十万年的一般民众优渥。更确切地说，1800年全球多数人口甚至比他们远古的祖先贫穷。▌工业革命以前的人类生活水平，整体上并不比石器时代更优渥有幸生在富裕社会，如18世纪英国或荷兰的民众，物质生活水准大致与石器时代相同；但为数众多的东亚及南亚居民，特别是中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则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各方面的条件可能还不如穴居人。不论从哪一方面看，生活品质均毫无进展。人们在1800年的平均寿命不比狩猎采集时期长：只有30至35岁。石器时代人类的身高（一种衡量饮食品质及儿童患病率的指标）甚至高于1800年。石器时代的采集者从事少量工作即可满足物质所需，1800年代的英国人却得拼命一辈子，才能购得起码的舒适。物质消费的种类也没有增加。一般采集者的饮食和工作生活，远比1800年的典型英国工人丰富多彩——尽管当时英国人的餐桌上多了茶、胡椒和糖等舶来品。而且狩猎采集社会是平等的，各成员间的物质消费量相差无几。相反的，主导1800年代的农业社会普遍存在着不平等，少数富人使大众的收入更显短绌。对1813年的英国大众而言，生存条件其实并未好过他们在非洲草原赤身裸体的祖先。富足家族只是少数，多数人家生活穷苦。因此，若依照最广义的物质生活标准，人民的平均福祉从石器时代到1800年甚至不进反退。1800年代单凭低技术性劳动力维生的穷人，若回到狩猎采集社会，日子说不定会过得更好。两百多年前展开的工业革命，永久改变了物质消费的可能性。一群受惠国家的人均收入开始持续增长。当今最富有的现代经济体，比1800年平均富裕10至20倍。此外，到目前为止，工业革命最大的受惠者是低技术性工人。原本就很有钱的地主或资本家，以及受过教育的人固然从中获得丰厚的利益，但工业化经济最大的恩泽是留给了最贫困者。只要技术进步速度缓慢，就算已累积到相当的程度，物质条件仍不可能永远改善。马尔萨斯经济中技术进步的速度可由人口增长情形推断。1800年以前每年的进步速度不及0.05%，是现在的三十分之一。在这个模型中，公元1800年以前的人类经济只不过是所有物种的“自然”经济，决定生活状况的因素与其他动物如出一辙。它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是因为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为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的识见，他于1798年在《人口论》中，踏出理解这种经济逻辑的第一步。▲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1766－1834），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经济中的经济策略与现今背道而驰——今日之恶为昔日之善，反之亦然。现代国家的劫难——战争、暴力冲突、混乱、歉收、破败的公共基础设施、恶劣的卫生条件——在公元1800年以前可是人类的好朋友。它们能减轻人口压力，提升物质生活水准。相形之下，今天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热爱的方针——和平、稳定、秩序、公共卫生、济贫——是繁荣的大敌。它们会促进人口增长，而使社会一贫如洗。既然支配人类社会的经济法则即支配所有动物社会的法则，人类当然受制于马尔萨斯时代的物竞天择。即使公元前8000年的新石器革命让猎人转型为农民，而造就出定居农业社会，情况也未见转变。的确，塑造人类本性的“达尔文挣扎”并未随着新石器革命落幕，而是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电影《雾都孤儿》中，描绘工业革命初期伦敦穷困儿童的生活以英国为例，我们将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在1250至1800年间幸存的类别，其中尤以经济成就强有力地转化为生殖成效为最——富裕人家子女的存活率是贫穷人家的两倍。在马尔萨斯陷阱中的英国，最贫穷人民的孩子几乎夭折殆尽，家族因而断后。因此，前工业时代的英国是个不断“向下流动”的社会。基于马尔萨斯经济的停滞特性，富裕人家多生的子女通常必须离开权贵集团，往社会下层寻找就业机会。手工业工匠的儿子变成工人，大商人的公子变成无足轻重的小贩，大地主的子弟变成小地主。这些后来造就了经济活力的特性—耐心、勤勉、机灵、创新和教育，遂透过遗传及教养等过程传予全英国人民。一如人类塑造经济，前工业时代的经济也在塑造人类，至少在文化上如此，说不定在基因方面亦然。新石器革命创造了和现代社会具有同样资本密集度的农业社会。
▌工业革命带来技术的跨越，也带来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静如止水却占了人类历史绝大部分的前工业世界，被1760年至1900年欧洲社会发生的两件看似前所未有的大事瓦解。●第一件事是工业革命，知识发展提升生产效率，高产能带动空前迅速的经济增长。●第二件事是人口转型，生育率从上层阶级开始下滑，而后这个趋势蔓延到整个社会。人口转型也让工业革命提升的效率不再是仅产生越来越多但仍处于贫困线上的人口，而是惊人地提升了公元1800年后的人均收入。工业革命及与其有关的人口转型构成了下列经济史领域的重要问题：为何在所有前工业社会技术发展都如此缓慢？为什么过了公元1800年却一日千里？为什么技术发展的副产品之一是生育率下降？最后，为什么不是每一个社会都能分享到工业革命的丰硕果实？●其一是将工业革命置于经济体系之外的事件中，例如政治制度的变革，尤其是近代民主制的推行。●其二是主张前工业社会陷于一个稳定但停滞的平衡，某些冲击点燃了动力，而将社会导向全新的动态平衡。●最后一种解释则主张工业革命是社会环境在马尔萨斯时代逐步演进的产物：增长是内生的（endogenous）。根据前两个理论，工业革命有可能根本不会发生，也可能延后数千年之久。只有第三种解释暗示工业革命是必然发生的。新石器革命不但建立了定居农业社会及庞大的资产，更改变了加诸人类文化和基因选汰压力的性质。公元前2000年的古巴比伦，表面上拥有与1800年的英国十分类似的经济结构，但介于两者间的年代深刻塑造了农业社会成员的文化，甚至可能还有基因。正是这些转变致使工业革命只能在公元1800年，而无法在公元前2000年发生。如果没有工业革命，我们现在可能还生活在“石器时代”。这并非危言耸听，前工业时代，大部分人类的生活如万古长夜，工业革命如一道曙光，把人类带进现代文明的世界。文化与精神固然是文明的内核，但人类首先是一个生物物种，是技术隐秘地塑造了我们，是工业提供了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在一个物质极度匮乏，人人恶性竞争的世界，文明也无从谈起。技术的巨大力量，具体而细微地改变了宏大的历史走向。技术，不动声色地创造了我们的财富，成就了经济的繁荣，改变了我们存在的方式。尽管它如此重要，却少有人深入了解技术的历史，思考技术的本质。我们应用现成的技术产品，却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也不知道技术将带领我们去向何处。因此，认识技术，了解技术的历史，不仅是对人类今天何以如此的一次反思，也是对人类技术文明的继承和梳理，是思考人类未来走向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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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选编自格里高利·克拉克《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